”五一口号”与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70年过去了，仍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细心品味。

　　“五一口号”的提出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为了争取这一前途，他还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逼迫国民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次年1月，有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五项协议。但刚到6月，蒋介石便撕毁政协决议，悍然挑起内战，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惨案，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号召全党“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重申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陈嘉庚、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恰在此时，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也发来一个电报询问：“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照惯例，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和决定要向全国发布?这封电报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识到一个契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最核心的第五条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天，“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正式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全文播发。

　　次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具体事宜，对“五一口号”作进一步补充说明。“五一口号”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充分表达了中共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同日，他们还发出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还分别以各种方式拥护“五一口号”。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在这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并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民建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23日，民建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会议，“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表明“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还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称赞：“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预示着“太阳就要出来了!”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表宣言称：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号召社会各界都一致起来响应和拥护。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正式声明响应“五一口号”。民盟负责人沈钧儒还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而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啊!”1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宣言号召本党全体同志，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与一切民主战友携手前进，有力地帮助和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胜利。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赞“五一”号召“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当时的九三学社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获悉了“五一口号”的精神内容，也立即秘密表示了欢迎态度。

　　以上这些对“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从同情中共转变为拥护中共，这是一个根本性、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拉开了序幕。

　　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五一口号”的提出与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这里突出强调的就是中共领导。

　　“五一口号”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协商。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指出：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充分表现出了一种平等协商的精神。

　　在此后筹建新政协的过程中，中共也以谦诚的态度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如在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参与者、主要任务、时间地点，新政协名称，新中国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以及《共同纲领》内容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充分协商。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者，没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与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创建了协商建国、共商国是的开国之路。周恩来当时就说：“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为了平等协商，中共还摒弃了所谓“在朝”“在野”的说法。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指出：“中国现在除去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九个党，如民革、民盟、民建、民促等等……我们都是为人民做事情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都是受过人民的考验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和民主党派纷纷响应的历史，生动地印证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