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西柏坡之行

1949年2月22日下午傅作义（右三）、邓宝珊（中间）和上海人民代表团到达西柏坡，

周恩来亲自迎接。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上签署了历史性的一笔，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义随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时间虽短短几天，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豁达大度、肝胆相照十分敬佩。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李克农曾风趣地说：“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北平易帜，傅作义疑虑重重

　　请求前往西柏坡拜谒中共首脑

　　1948年底及1949年初，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战役战略决战，国内形势直转急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战局日渐明朗。在北平和平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署了重重一笔。然而，签署和平协议后，傅作义疑虑重重，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傅作义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历史性转折。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傅作义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的战争自己应负全责，接受人民惩处，一直想当面谢罪。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斥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并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继之，指出北平已被围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办法是：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任自由选择。时间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勿谓言之不预。此信由于措辞严厉，且多指斥语言，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写给傅作义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转给傅作义，其意在于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于《人民日报》刊登的时间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义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便增强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虑。

　　当时中间人邓宝珊见此信内容后，为珍惜已取得的和谈成果，勿功亏一篑，同时考虑到傅作义半生戎马生涯，怕万一想不通，节外生枝，影响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于是便决定观事态发展，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然而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1月25日询问此信是否交给了傅作义。于是，邓宝珊和苏静二人决定将此信交给傅冬菊，让她择时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看到信，也怕父亲接收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这样一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傅作义才见到这封信。傅作义耐着性子把信看完之后，心里十分不平，于2月3日致函林彪、罗荣桓，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大意是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再一方面，当初议定的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通电，由于种种原因，迟未定稿；傅作义为求得共识，想与中央领导人共同议定一些事宜。这样，经过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人民一边且心理矛盾的傅作义，在历史转折关头，便萌生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渴望，希望通过亲自拜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求获释前嫌。

　　此时，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团前赴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认为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和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很快获得同意。1949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部下周北峰：“中央欢迎与傅先生会见，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偕一名随员同乘这架飞机去。”

　　于是，傅作义为到西柏坡开始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北平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六国饭店经理王拓曾回忆说：“傅作义2月21日晚上到我办公室说：‘王经理给我拿些香烟，就来一包袱吧。’说着将先买好的一块方正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我问：‘你买这么多干吗？’傅作义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说完付款后高兴而去。原决定让我陪同代表团及傅作义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见毛主席，当晚叶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务，故改让统战部派来的朱友学同志陪同前往。”

　　胸怀天下，中共领导肝胆相照

　　傅作义忐忑心情陡变坦然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点半，傅作义一行包括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以私人资格去的邵力子、颜惠庆的医生焦湘宗和傅的秘书阎又文、邓宝珊和中央统战部朱友学等共计9人在北京机场登上飞机，飞往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汪东兴等人到机场迎接。在石家庄中央交际处（花园饭店）吃过午饭，于当天下午2时乘车离开石家庄，7时到达西柏坡。周恩来亲自迎接，安排他们住在后沟招待所。

　　颜惠庆在日记中详细写道：“上午10点半，我们乘专机前往石家庄。陪同前往的有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也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先生。出发时，天空有些雾，但到石家庄时，天气很好，飞行只用了1个小时。中共方面石家庄市长和其他官员来机场迎接，我们乘坐汽车前往宾馆进午餐，并作短暂休息。宾馆与其他几座建筑都坐落在同一围墙内，是日本人在侵华期间修建的。主人们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非常好，他们建议我们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前往目的地。然而，我们宁愿立刻出发。有6辆吉普车准备载我们继续前行。”“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黑。我们一行的安全抵达，都应归功于司机们非凡的驾驭技术和充沛的精力。周恩来先生出来迎接我们，随即招待我们用晚餐。晚饭后，毛泽东先生来到我们住处，一直呆到11点钟。”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接待活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同志回忆说：“1949年2月中旬，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我于2月20日作了具体部署。一切食宿由行政科副科长兼招待所长陈心良同志负责，接送及安全保卫由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杨尚昆、汪东兴同志负责，谈判由中央安排。2月22日，我与罗迈、汪东兴率车到石家庄机场接客。到石家庄中央交际处作了接客人用午餐的安排，后到机场迎客。到机场不久，和平代表乘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即降落。代表们走下飞机之后，由统战部陪同朱友学同志分别一一作了介绍，我将我们三人作了介绍，并简单地致欢迎词。在介绍每个人简单情况时有两点记忆很深。一是江庸是个大律师，已70多岁的他对着我说：那么你还是我的岳叔呀（江庸的老婆是我们当家侄女，故称我岳叔）。一是傅作义穿着一身普通布衣，手提着一包香烟，是送给毛主席的。见我吸烟抽出两条哈德门非给我不可。我说你既然给主席的，你带去吧。”　“我们接到中央交际处（住石门花园饭店）稍加休息后进午餐，饭后即上车直达柏坡。到达柏坡后，颜惠庆一行共八人住在后沟平房里，谈判在西边两间小平房里。周恩来同志在那里等候接待。毛主席当天即接见了他们，并进行简单交谈。毛主席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有恐慌害怕心理，表现精神面貌说话很不自然，傅作义见毛主席时，立正向毛主席说：‘我有罪。’毛主席说：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主席话音一落，傅作义的精神面貌即变，不是那么紧张害怕了。当天晚上分别进行了交谈。当天晚上，在东柏坡大礼堂演出文艺节目，有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周恩来同志陪同和平代表和傅作义、邓宝珊等观看演出。他们看到戏剧演到高潮时，心情非常激动，感动得流下眼泪。傅作义及代表们也很受感动。傅作义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傅作义一行在西柏坡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及上海代表团成员吃过晚饭后，毛泽东、朱德即乘车到后沟招待所去看望大家。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排长的阎长林回忆：“当时正是2月份，天气还很冷。毛主席去前，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然后我们跟着他乘坐一辆中吉普到后沟去了。车子开到傅作义将军住的地方，就看到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傅作义将军等已经在门口等候。”

　　在会见中，傅作义显得有些激动和紧张，毛泽东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北平和平解决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和平解放北平最好，你带个好头，立个大功。今后的事，可能还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改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和解放军一样看待，决不歧视。你知道，我们历来说话是算数的。”

　　一席话，使傅作义心里的疑团解开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坦然起来.

　　促膝深谈，傅作义如释重负

　　摒弃前嫌，被中共委之以重任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傅作义将军对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因此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前来，中央中央是非常重视的。

　　23日上午，周恩来先接见了傅作义。周恩来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否则就会给人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战初期，守太原时，你让我派人把一些军用物资运出去，补给八路军。你的部队与八路军120师在晋北联防，这不都是合作得很好吗！”

　　稍停，周恩来接着说：“原来要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在北平开。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傅作义深受教育。同时，他心里也感到惭愧。傅作义看了看周恩来，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时期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

　　周恩来说：“很好，我们欢迎傅作义将军这种态度。”

　　在周恩来接见傅作义谈话结束后，陪同傅作义等人吃饭时说：“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连连点头说：“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决不会半心半意和三心二意。我的后半生，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见到傅作义，进行了又一次深入且开诚公布的交谈。在会客室，同时在座的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几名代表。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互致问候，赞扬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后，傅作义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导和关心，一定要在共产党和部队首长的领导下，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在毛泽东问到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主席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呀？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果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一任水利部长，这是后话。）

　　当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作义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毛主席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谈到绥远问题，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傅作义听着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及所率原部队人员的安排，心里非常感动。这一番交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励，疑团顿释，精神非常振奋。

　　2月24日早晨，周恩来很早就来到后沟，与傅作义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召开了一个短会，再次确定了和平谈判应采取的步骤和应讨论的方案。之后，周恩来与代表们分别合影留念。上午大约11点钟，傅作义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离开西柏坡，杨尚昆、罗迈、汪东兴前往送行，到达石家庄后与石家庄市长第二次共进午餐，之后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当日多云，由于飞机飞得很高，飞机仿佛是在大海之上，地面景致一点也看不到。可是，途中天空放晴，我们再次看到了下面的田野和河流，甚为高兴。……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冒险旅程，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对这一经历非常满意。”

　　返抵北平，傅作义精神振奋，《和平通电》公告天下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毛主席接见他时所说的话，很快都一一实现，这使傅作义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敬仰与感激之情倍增。同时，西柏坡之行，中共中央所给予傅作义的礼遇及对傅部的关怀，使他一直没有完稿的通电很快定了稿。4月1日，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通电》表达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决心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1949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看到《通电》后，立即亲笔复信。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圆满完成。从此，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鞠躬尽瘁，夜以继日，为人民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